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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中国制造”面对经济社会双转型

  摘要:“中国制造”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助力着中国的腾飞,也塑造和改变着整个社会。“中国制造”背后,是千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 摄影师王凡的作品《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体现了对中国制造模式下人的高度洞察。资料照片
中国制造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助力着中国的腾飞,也塑造和改变着整个社会。中国制造背后,是千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问题、户籍问题、劳动权益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制造不仅让这些社会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浮出水面,更带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
长期以来,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探讨,从未停止。从理论上讲,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这种探讨进入实践层面,便面临巨大阻力。诸多阻力中,仅就业压力一条,就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近来发生在制造业中与薪酬、生活环境、心理压力等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人们对中国制造发展模式的深层思考。一方面,它进一步凸显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审经济发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强社会领域的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双转型。这样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选择。
如何认识中国制造转型与实现充分就业的对立冲突?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探索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如何促进中国制造背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本期时事观察从经济与社会两方面,探讨中国制造的转型。
劳动发展须超越中国制造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俞宪忠
中国作为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宏观就业压力长期居高不下,转型发展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对立冲突,令许多人长期备感困扰,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继续走中国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国制造需要转型,科技集约型战略才是中国和谐发展的根本路径。
中国制造面临技术与效率双重制约
一般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丰裕,而且价格低廉,实行劳动密集型战略,既能发挥劳动成本优势,也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但作者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是劳动密集可能更加昂贵。劳动密集往往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虽然中国工资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资本质量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更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贵。美国经济学家斯密德就认为:低工资绝对不能等同于低廉劳动力。对贸易竞争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优势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劳动效率,不能单纯依据低工资水平而确认劳动成本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极为有限的成本优势,绝对不是来自劳动力,而是源自长期廉价的资源供给和基本免费的环境污染,也即价廉根源于资源价格失灵和环境监管缺陷。
其次是劳动密集面临技术刚性约束。在科技创新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经济中,绝大多数产品无法依靠投入更多劳力来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创造来完成。劳动替代技术仅局限于日益萎缩的极少数传统行业,如果人为地通过劳动密集而强行替代,则必定会劣化产品性能,也无法创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继续劳动密集的必然结果就是错失创新转型的发展机遇,不仅会支付高昂的机会成本,更会长期处于国际马太效应的劣端。
劳动密集只能大量复制低质量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就业模式在逐步转变,但这决不是近年来高就业压力持续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计划经济时期,累积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实际上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隐性失业人口,在改革开放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期被大量显现。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长惯性,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仍在增长,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中国的就业压力将会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劳动粗放配置模式,难以完成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升级。由于转轨时期的路径依赖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劳动密集到科技集约的劳动就业制度变迁。
相反,正是劳动密集型模式制约了人口的和谐发展。由于劳动密集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难有劳动质量替代劳动数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断复制出低质量劳动力,这严重而明显地制约了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劳动密集必定伴随着工资低廉,中国工资长期低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长期受益而国内劳动者继续受穷,导致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大量外溢,而不能为国内公众所普遍内享,人口发展通道受阻。
人口发展不仅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手段和关键路径,更是所有发展的首要目的和终极指向,人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既需科学发展观的民本理念,更需就业现代化的有效支撑,其核心诉求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中国只有通过科技集约型劳动战略,才有可能实现由人口大国到人才大国的卓越转型。
科技集约战略更能促进人力资源发展
人们普遍担心:科技集约将会因机器排挤工人而导致失业加剧。事实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和实现充分就业。
首先是科技集约可以增加原有产业的就业机会。技术替代劳动导致失业加剧,只有在原有产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实际情况是:随着技术大量替代劳动,必定出现产量递增、成本递减、价格下降,从而创造新的需求,继之是需求拉动并扩大原有产业规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正如美国管理学大师泰勒所说,每一次革新所带来的是所在行业工人生产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业,而是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因为科技进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产业的发展水平,从而必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质劳动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约可以催生新兴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就业增长源。技术进步既能促进产业分工和催生新兴行业,更能创造更加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工业革命以来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业机会,都是由这些新兴产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密集型主张的基点在于对既有就业蛋糕的分割,而不是着力于将就业蛋糕做大的机会创造,因而是一个弊多利少的发展陷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出: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但并没有导致工作机会的净损失。科技集约和产业升级在短期中会有少量就业机会丧失,但由此所创生的就业机会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损失之后,必定会出现更多的长期宏观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密集型战略,看似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是一个有害无益的伪命题。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加速推动科技集约型战略,能够实现发展转型与充分就业的有机契合,具有长期的战略选择价值和发展优化意义,应置于中国未来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与此有关的战略转型就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事情。
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
中国制造带来社会结构性变化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拐点。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以生存为主导的温饱型社会经济模式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型社会经济模式。
中国制造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推动社会转型。一方面它使中国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以中国制造为重要基础的经济增长,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按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200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007万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有4759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温饱问题在中国已基本解决。
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转为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的职工,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发生转变的,还有社会构成、机制转轨、利益调整、观念转变……这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脱贫已经难以成为中国继续前进的驱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后,消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消费,自然而然就应该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
以消费促发展需要社会建设跟进
然而,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的居民消费受到压抑,是因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问题。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同时,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顾忌老年、疾病、失业、伤残等风险,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始终不敢大胆消费,导致中国的居民储蓄猛增,2009年,已经相当接近当年的GDP总额,是政府财政收入的4倍多。这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不如说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同时,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世界工厂,这也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和劳动环境恶劣的宿舍劳动体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人的发展权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难有保证。有必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劳动权和发展权,让所有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经济发展转型必须社会配套转型
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必须格外重视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在中国,就是要使中国制造的制造者们的收入能够支持其正当的、合理的消费需求。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是要进一步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和壮大中间阶层,改变学界所说社会结构落后经济发展15年的状况,使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调整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维稳的应急措施,而应是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配套的社会转型。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虚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生活有较大改善,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必须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当作重要的根本国策予以重视。在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的基础上,才能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去消费。在这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的边际效应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样是一元钱,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顾,而给到穷人手里可能就能解决一顿早餐。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绝非仅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一个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经济转型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人的转型。中国制造常背负着水平低、质量差、廉价货等责难。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当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来提高中国制造的档次正当其时。另外,中国制造也应该向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共服务业发展。
高中政治教科书中有一段话:环境是基础,经济是条件,民生是目的。这应该是当今中国人人都应知应会的常识吧。1995年主题为社会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的论断。如果我们的常识不能更新,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样的常识,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将遭遇障碍甚至挫折;以常识为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转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学、更加和谐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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